第六讲  主讲人:马明达

 

  马明达,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武术家,香港中华国术总会会长、广东省李小龙研究会会长。出身武术名门,父、叔均为民国时期闻名全国的武术大家。马明达自幼文武并修,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多次获甘肃省武术和击剑冠军。后入读甘肃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敦煌研究室主任, 1993 年到暨南大学任教授、博导。马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目前承担国家《清史》工程“诸艺人物”项目,多次作客央视和凤凰卫视,担任《百家讲坛》、《奧运百年》等节目的主讲嘉宾。

 

 

 

国学热与文化回归

主讲人:马明达 2008年12月

   近几年,人大、北大相继办了国学院和国学班,创办了国学刊物;学界有人提倡读经,引发争议;有“学术超女”之誉的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提升了全国的《论语》热。于丹的“心得”争议甚多,但得到高位学人如任继愈、李泽厚、葛剑雄等人的肯定,也反映了社会的文化需求。由此又引出“孔子热”,引出了读经的呼声。著名学者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发了关于孔子和《论语》的深度思考,学界有人对李零表示理解,但也有反对之声。总之,国学日益走热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海外出现了许多“孔子学院”,数量还在增加。温家宝总理访日,专门去了日本立命学院创设的孔子学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提倡之举。这些,在建国后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最引人注意的是人大创立的“国学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的言论。

  2001 年 9 月,人大竖起了全国第一座孔子像。 2005 年成立了国学院。 1937 年创始于延安的人大,素有第二党校之称,所以很多人觉得这背后有更深层的东西,是否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有关,“国学”会不会成为中国主流的价值观,而曾经遭受批判和遗弃的孔孟之道又如何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不久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回答了记者许多问题,其中的要点是:

  1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建设日趋重要,时代在呼唤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时,学术界的宽容、多元、和谐也使得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

  2 、重振国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传承中华文明和提高世界华人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以及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平、增加我们的文化竞争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3 、国学精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营养源。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和理念相承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

  纪宝成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

  当前的“国学热”已经由民间自发,走向有序的具有更多理性成份的社会行为,也逐步显现在执政党的某些执政思维中。当然,盲目的、形象工程式的“国学热”仍然不少,有的达到劳民伤财的程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学热”的正常走向,甚而招来批评之声。但总体上说,我们还是要更加清醒、理性的来看待“国学热”。对此,我给大家提供一点思维上的帮助,聊备大家参考。

  主要讲三个问题:

  其一、国学热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和当代中国的实际需求;

  其二、“国学”与“国故学”。

  其三、国学与“国术”

  一、国学热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和当代中国的实际需求

  简而言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种种社会和环保问题等,引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百年来反传统行为的反思,逐渐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文化回归。讲传统文化,也就必然地连接到孔子,连接到儒学和经学,因为这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文化的源头。

  五·四打倒孔家店,清除封建礼教及其流毒,似乎象是泼脏水时连盆里的孩子也泼掉了。有人说,这场以“民主、科学”为号召的伟大的运动是否破坏多于建设?因为孔家店确实是砸烂了,但德先生、赛先生依然距离我们很远。

  再者,极左路线和“文革”暴政对传统精神与文化的毁灭,以及“不破不立”的理论,造成严重的文化断裂,以至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后,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精神迷失、价值观迷失。特别是狂风暴雨之后,人文社会学科高位人才的严重不足,上时代留下的古今中西贯通的大师级人才日见凋零,存者寥落如晨星点点。人人都在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里,尽管各式各样的“大师”随处可见,但谁都明白那是贬值了的廉价的称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清华、北大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校园的人文环境、师生的精神状态,以及科研成就还比不上抗战国难时的西南联大,于是出现了追忆西南联大的热潮,至今不衰。

  漫画家方成的画,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武大郎担任“打虎委员会主任”的时代,环顾四海,文化巨人日渐稀疏,不要说关、张、赵、马、黄,就连廖化、王平也不多见。

  经济高速发展中,文化趋时趋利,转而走向趋“势”,以致唯利是图,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出现严重偏移,对生命价值漠然置之,麻木不仁。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出现了全社会的浅薄化走向,不求甚解,矫情造作,曲学阿世。在世风日下的恶潮中,“士风日下”是最可悲的。知识分子队伍鱼龙混杂,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各式各样的以量化管理为旗号的“评估系统”,拉动了某些道德定力不足的人,官学兼得,名利双收,于是学术造假到了“不知天下有羞耻事”的地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讲人品也讲学品,并且以学品为道德底线,绝不会轻易突破。过去有些人人品有亏欠,但学品不差,如周作人。所以人品坏学品不一定坏,而学品坏则人品必坏,就是因为他已经突破了底线,进入了无耻的境界。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有人说,现代学界有些人是“无耻近乎勇”,此言不为之过。教育的功利化(即产业化),普遍对文化的忽视和扭曲,趋利忘义,搞学术短平快,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总之,传统文化丢掉得太多,出现了充斥社会的假古董、伪文化、伪学者现象。光怪陸离,虚假繁荣,武侠和色情作品风靡天下,很少有真正值得读的小说和值得看的影视作品。

  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引动全社会的反思。显然,不是经济上去了社会就一定会和谐发展,文明程度就一定会提高。这次同 80 年代的文化热不同,似乎更有深度,显出更多的成熟和沉稳。相对集中到了人文社会学科,集中到了关于“国学”的回顾与展望上。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教育成就突出 、 学术大师林立 、 国学鼎盛局面的追忆和反思成为一股潮流,著作甚多,有些质量很高。翻开报纸,这一类文章也很多,《南方都市报》的《发现广州·名门望族》版,就很有意蕴,有些读了让人茫茫然若有所失。

  “国学热”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上道德沦落、人文精神缺失的忧虑和深度思考,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真诚期盼,反映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执政者的适时调整能力。

  二、“国学”与“国故学”

  何谓“国学”?其说不一,简要谈谈我的认识。

  近代历史上,国学曾有过两个发展时期。加上最近以来的趋热,是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

  “国学”的提法出现在清末。最先出现在戊戌维新时期,是借自日本的学术语言,本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十九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剌激之下,日本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有了研究本国学术文化的“国学家”。这很快就影响到中国,“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于是,在戊戍变法的新旧之争中,日本学者的见解成为保守士人排拒西学的根据。但此时的保守者只用了“国学”一词,还没有人从学理上、思想上对国学加以阐述。

  后来,有关国学的言论越来越多,而更多的却出自维新派、国粹派之口,国学开始有了新的思想内容。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越来越受到西学潮流的冲击,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打出国学旗帜,开始提倡发现和重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借以重建民族自信心。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

  1902 年,一贯积极倡导西学的梁启超,曾与人商量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以保存国粹、光大旧学。他把国学与西学看作是相得益彰、不可 分 割的整体 。 他认为西学的传入,“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 , 而在“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所以,他“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1903 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认为“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说:

  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

  文章认为留学生必须要深通国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服务于祖国。不然去国久远,疏离了祖国的历史文化,爱国之心也会随之消退。文章主张在日本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提高留学生的国学兴趣和知识,培养出中西兼通的人才。

  20 世纪初的反满高潮中,出现了“国粹学社”、“国学保存会”等组织,还有许多阐扬国学的刊物,如《国学丛选》、《国粹学报》等。国粹派的主角邓实发表了《国学保存论》等一系列文章,他在 1906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而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其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一国所有之学”即是国学,概念宽泛,似乎没有一定的界定。但仍有较稳定的内涵和外延,主要特点是学者依照自已的理解进行研究,有时重经学,有时重诸子之学,不过从来没有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其基本内容。

  清末民初国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

  当代广东学者胡文辉先生在《当代学林点将录》中将章太炎定位为“托塔天王晁盖”,说他是过渡性人物,“ 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 。”章氏经常发表关于国学的讲演和文章,在日本开国学讲习所,吸引了许多留日精英,如鲁迅、黄侃、钱玄同等 , 1906 年出版了《国学讲习会略说》,将经史子集都是纳入国学。民国之初,他经常在上海作国学讲演,内容丰富,涉及到传统学科的许多方面,成为最具权威的国学大师。

  清末国学思潮的勃然兴起,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直接关系,比之与西学相对而言的汉学、清学,它明显蕴含着学术救国的思想 。这一时期的国学倡导者与国粹派一样,都是从学术与国家的依存关系上确定国学的价值,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

  到民国初年,儒学或国学不再具有清末那样的声势,但国学仍有一定的生命力,许多民间的国学社团仍然存在,国学的内涵也有了某种变化。此时,国学进入第二个发展期。

  五·四以后儒学衰颓,孔孟之道几乎成了保守固闭的象征。但国学却呈现高涨之势,新创办的国学社团和刊物达数十家之多。 1922 年,北大设立了文所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了《国学季刊》( 1923 — 1952 )、《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等,此外,清华、燕京、辅仁、厦门、齐鲁、东北、西北等十余所大学都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系和专修科,就连西化程度最浓的燕京也创办了《燕京学报》,这一类不以国学为名而实际主要刊载国学文章的期刊还有不少。这一时期,“国故学”一词开始流行,似有取代国学之势。

  此时的国学主要是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它与新文化运动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此时,西化成为时潮,但学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全盘西化”走不通,所以必须面对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国故学”一词的流行,直接承继了清末的学术,这个最先是由章太炎提出来的,胡适认为它比“国粹”一词好多了,五·四以后,这个词被国粹派和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学人所共同使用,有时它与国学相同,有时又有区别,接近于一个中性词,但有一点很清楚,国故学的内涵比之国学更为宽泛。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步履艰难的社会转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具体指 1928 年 1937 年之间的十年,政治上问题很多,经济、文化却都发展得比较好,整个学术界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这时,整个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是西学明显取得强势地位,全国上下以西学为标榜,出现了前所 未 有的西学热,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学问大有落寞衰败之势,特别是传统的应用学科和文学艺术等,以中医而论,遭遇生死存亡之险。同时,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学养深厚、中西兼通的学者,他们一方面积极 学 习西学之长,一方面努力于本土学问的承继、转型和创新,坚守本土人文传统和文化本位。主要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国学”大旗终于被树立起来了,形成西学与国学并立而存的局面,中国人传统的学问,不但没有沦丧,在许多地方反而有了发展。

  举例说,我们有传统的典籍诠释之学和金石之学,没有考古学,考古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有了考古学,有了首次河南安阳殷墟的挖掘,拉动了我国古史研究的热潮,学术界显得十分活跃,名家辈出,成果备出。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郭沬若、董作宾、傅斯年、李济等都是代表。

  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学,我们该如何认识它呢?

  国学应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

  狭义讲,“国学”就是中国的文、史、哲的综合之学,最高境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的融会贯通之学,也就是文史哲和传统艺术——主要是书画的兼通修养和精通,这是国学的主流部分,是国学的重心所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核心是儒学,而儒学体系的主体是《十三经》,《四书》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经学的普及本、减缩本,但自宋以后,四书跟科举制度紧紧綑绑在一起,所以普遍度高,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成为清代考据之学的核心。民国初年,国学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流派,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呈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其中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学派、古史辨派和融合中西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派,这有主将,形成师承,成就卓著。这我们就不详讲了。

  广义讲,“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所有中国人自已的传统学问,除了文、史、哲、艺,还应该包括中国人自已所有的独特学问。 1922 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

  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适之说是有道理的,也符合上世 30 年代一系列“国”字头学问勃然兴起的事实。我们不妨举例来说:

  国医。 近代西医传入,中医出现危机。有了中西医汇的意识与口号。 1930 年 11 月筹建国医院, 1931 年 3 月正式成立 , “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与宗旨。”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机构。 1936 年全国,主要是南方成立了分馆,同年有了管理中医事务的“中医委员会”。

  国画 。一批留法生归国,如徐悲鸿、吴作人、常书鸿等为代表,推动了西洋美术的发展,从理论到技法都对中国画坛产生巨大影响,西画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在教育领境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传统的水墨画顿转衰落,被边缘化,甚而遭到讥讽和抨击。在徐悲鸿、齐白石、黄宾鸿、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努力之下,国画体系得到完善,现融西入中,中西结合,国画比原来的文人画、画工画更加丰富多彩了。国画的民族基础厚,名家多,在“国”字号学问中发育得最好。

  国乐 。刘天华( 1895 — 1932 ),江阴人,刘半农的弟弟,现代作曲家,民族音乐的改革家,伟大的“国乐”的创奠人 , “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 1921 年在江阴创立“国乐研究会”,首先揭出“国乐”大旗。 1922 年应蔡元培之邀入北大,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 1927 年在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下曾任创立“国乐改进社”,通过辛勤努力,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共十二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还用新式记谱法编辑了《梅兰芳歌曲集》,是最早的京剧曲谱,还有中英文对照的说和大量图片,对京剧走出国门起了重要作用。刘天华 37 岁病逝,他为建立“国乐”体系做出了别人无可企及的贡献,大大提高了民族音乐的地位和理论与演奏水平,他的早逝是中国民族音乐界巨大的损失。

  国剧。 1931 年 11 月,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推动下,在北纪晓岚的故居阅微草堂正式创立了“国剧学会”,正式将京剧改称国剧。学会搜集到了大量京剧档案资料和碑刻、戏本、戏箱等等,成立了国剧陈列馆 , 后因经费而停办,至 1936 年又复办 , 抗战中被迫停办。至今台湾还称京剧为国剧,海外也沿用这个名称。

  三、 国学与“国术”

  最后谈一下什么是国术。

  我国古代所谓“武艺”,本身是一个涵蕴宽广的概念,它包含了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两大领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武艺活动的总称。进入近代,古代武艺的一部分内容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走向消亡 ,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具有显著的健身、娱情和搏击功能,继续得到人们的喜爱。清末民初,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传入和影响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为传统武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试图使之向近代体育价值系统靠拢并与之接轨,在名称上便放弃“武艺”而改称为“武术”、“国技”等。 1927 年,张之江等人明确提出“国术”一词,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地方国术馆。显然,“国术”类同于“国画”、“国医”,是对本土体育的统称,因此“国术”并不是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都形成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体育体系,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体育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形式。

  “国术考试”是国术馆的主要活动之一,也是官办国术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国术考试条例》和《细则》规定,国、省、县三级考试分为文科和术科两类。文科就不必说了。术科考试实际上就是国术竞赛,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有搏击、摔角、劈剑、剌枪、拳械五个项目,三项通过者为合格,可以参加正试。正试又分为初试、复试、决试三轮。初试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参加者用抽签配对的办法进行搏击、摔跤、劈剌、剌枪四个项目的考试,经陶汰升入复试,最后选拔三人进入决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国术考试发展很不平衡,全国性的“国考”也只进行过两次,但“国术考试”对当时民族体育起过显著的倡导推动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民国十七年( 1928 )十月,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国考”,具有实验性质。选手先要参加初赛 。 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演练及格后,再参加对抗项目。对抗项目有散手、短兵、长兵和摔跤等。第二次“国考”于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十月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的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国术”的结构是多元的,它包括了传统武艺遗存在民间的多个独立项目。在民国二十四年( 1935 )上海六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弹丸、踢毽、测力六个比赛单项。受“国术”普及水平的限制,大多数运动员只选报其中一两个单项,但也出现兼报多项的情况,如青岛的杨为傅报了摔角、测力、射箭、拳术四项,浙江王志华报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四项,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术前辈佟忠义、王子平、姜容樵、吴峻山等人,都在六运会上担任裁判工作,但他们担任的不是武术裁判,而是摔角裁判。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术家多是拳械与摔角兼通的。那时,一个国术家不能只靠演练几下套路来敷衍人,如果拿不起大枪,不会摔跤,不懂擒拿,不能从事拳械格斗运动,没有足够的武学综合素养,恐怕是称不起“国术家”,更登不得武坛上座。

  丢掉竞技性质的当代“竞技武术”,以套路表演为唯一形式,本质上是摹仿体操,以评比代比赛,这种东西在技术上只能往花枝招展发展,是武术的冒牌货,自然进不了奧运,不被奧运所接受。

  显然,以上都是“国故之学”,都应在国学的范畴以内。

  “国故之学”的体系建构经历了挫折,发生了断层,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提起,甚至遭受遗弃和批判。一个重要的误解是以“国”为国民党的“国”,以“国”为旧时代的象征。

  当然,如上所论,“国学”的核心还是人文学科,即文、史、哲,加上艺术。能融通文、史、哲、艺四大方面的学问而有所专精,卓然成一家言者,即有所创新者,就是大师。在当代条件下,尤以能兼通中西者为高,熟悉国际汉学成就,能充分利用域外研究者的成果以达左右逢源之效,学问进入更高的境界。比如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邓之诚、吕思勉、张舜徽等等。季羡林先生是硕果仅存的前辈大学者之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和精通吐火罗文而擅名。他最近在《病榻杂记》一书中郑重提出摘掉两顶帽子,一顶是“国宝”,一顶是“国学大师”,这当然是季老的谦辞。亦见“国学大师”立义很高,因为中国人的学问领域宽,积累厚,真所谓“博大精深”,所以“大师”的确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获取的荣誉。我们要慎用,慎之又慎为好。现在各行各业“大师”很多,叫得很滥,几乎成了骗子的同义词,我建议大家小心为是。